清华大学沈涛：投出更多突破性创新企业，先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要孕育更多的突破式创新种子企业，应首先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先解决投资出口问题
编辑｜谢丽容
种种迹象表明，相对于在商业上取得规模化优势，更强调“换道超车”的突破式创新，正在被放在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上。
浙江杭州的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DeepSeek（深度求索）让中国诸多大小科技企业、城市着实感受到了一把背刺，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不是我们？但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国企业其实有能力做更多不同线路上的突破式创新——伟大的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DeepSeek到底是不是突破式创新，这点并不重要。从技术原创性角度看，它并非基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颠覆现有技术范式；但从市场影响来看，它算是——创造了新市场，颠覆人工智能既成格局。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当前的中国尤其需要更多突破式创新技术和产品，多个维度因素（如经济转型、国际竞争、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等）共同推动了这一趋势。其中几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点：
其一，提供换道超车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突破式创新为传统赛道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性。
其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依靠技术跃升，而非单纯规模扩张。突破式创新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避免陷入增长停滞。
其三，国际科技博弈层次升级：从国际竞争视角来看，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核心技术不能依赖进口，自主创新，避免被卡脖子。尤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将直接影响国家话语权。尤其在技术原创性方面，突破式创新可以帮助中国从“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
创新和创投资本息息相关。突破式创新既如此重要，投融资市场如何跟随趋势改变姿势？政府和各类资本需要坚持什么，改变什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沈涛与《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谢丽容近期就此话题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谈。
沈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商学院金融学博士，2013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投资、资本结构和金融市场。“中国企业融资问题”是沈涛尤其关注的重点，沈涛及其团队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例如，2020年，在权威学术综述型期刊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上，沈涛发表文章《中国的创业和创新融资》。该文全面梳理中国初创企业融资，指出当时实施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审批制是企业面临融资的主要问题。
沈涛认为，当下，有志于扶持更多突破性创新企业的各级地方政府，应致力于解决社会资本不够活跃的问题，“而非把自己打造成另一个红衫中国”。
《财经》：在投资人眼里，突破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沈涛：如果我是投资人的话，突破式创新的特点是投入高，未来商业化前景不够清晰；跟随式创新投入小，但未来商业化路径相对比较清晰。
《财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爆发的这十几年，大家都很习惯做跟随式创新，即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是在美国硅谷诞生的，而中国有很大的人口红利，所以我们把新技术新模式带到中国用商业化手段去放大就行了。但如今中国面临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新技术突破，目前中国生态系统支撑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吗？
沈涛：生态环境是否支持突破式创新，牵扯到一系列问题。第一，突破式创新从创新到商业化路径都不是很清晰，它风险比较高，需要资本方对于创新的容错率比较高。什么时候投资人的风险偏好比较高呢？一般是二级市场估值比较高的时候，但现在二级市场发展比较平，所以这种偏好可能没有那么高。并且，现在一级市场来自国有机构的资本比较多一点，它们可能天生就是比较厌恶风险的，有各种约束。
（2014年-2024年三季度国资出资人出资占整体市场投资规模比重 来源：投中网）
另外，突破式创新目前更多在硬科技领域，硬科技的投入非常大。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每年研发支出可能以百亿美金计，国内华为阿里每年也是上千亿人民币的投入，这个投入不是所有人都能投，也不是一般一级的资本可以投。我们看到很多硬科技的创新依赖于科技大厂，像OpenAI 它是依附于微软。
《财经》：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是相互共振的，最近港股市场非常好，能不能理解为在二级市场，突破式创新相关的概念股已经开始上来了。
沈涛：是，但也不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DeepSeek出来后，中国境内一级市场对AI企业投资的数量，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刨去春节大概四个月时间，大概是200个，平均每个月50家。但从去年1月到10月，接受投资的AI企业大概700家，平均每个月70 家。
所以，如果看短期的数据，实际是下降的。对比的话，中国境外对于 AI 企业的投资2024年每个月大概100家左右。
《财经》：这个数据有反差。DeepSeek出来后，舆论非常的火热，但投资数据并没有这么热，出现这种倒挂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沈涛：说明大家都很理性。可能也是市场的一个自然规律，大家都聚集在头部和明星的企业上，其他企业就没那么受关注，但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投资“出口”问题。
在一级市场，不管是 VC 还是地方产投，他们都是财务投资人，财务投资人的出口最后肯定是说要退出，退出的主要方式现在还是IPO上市。中国去年大概有200多家企业上市，其中大概40家左右在美国上市，70家左右在中国香港地区上市，还有100多家在中国境内上市。
而每个月AI领域的被投企业是50家，一年A股境内上市企业只有100多家，这个数量可能是有点低的，数量低了，看不到投资出口，一级的资本方可能就会非常谨慎。
对比美国，美国去年上市企业一共300多家，中国加上去美股去港股上市的企业共有200多家，从绝对数量来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少，但为什么一级市场感觉还是比较谨慎？我认为可能是我们上市制度中存在一些一级资本方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监管方对上市节奏的把握，这可能是很多资本方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财经》：其实去年赴美上市的窗口还稍微打开了一点。
沈涛：从2023年起，境外上市是需要在证监会备案，但备案的问题就在于它不确定，有可能是3个月、6个月，有可能要12个月，还有一部分企业无法通过备案。不确定性可能造成了一级市场比较谨慎。
《财经》：整个一二级投融资市场，底层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
沈涛：对，财务投资人一定是以终为始，就是我能出清我才投，否则我不敢投，过去几年创投市场以国有资本为主，市场化资金变少，出口的问题看不清楚，就容易造成一级市场的不活跃。
《财经》：最近我们和很多初创型公司创始人聊，发现他们无论身处杭州，还是深圳北京，他们都会说现在的投融资市场对中小企业不友好，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突破式创新企业出来，会是一个悖论。
沈涛：这里有个大的逻辑问题。举个例子，如果全国的高校只剩清华北大，只招5000个本科生，那50万考生你再让他别卷别焦虑，他最后还是会焦虑。你必须扩出十个甚至是一百个清华北大这样量级的大学，才能解决那么多考生内卷的问题。突破式创新可能的问题在于出口问题，而不是一开始投的问题。
包括中小企业，政府也鼓励中小企业科创，但目前的模式更像一种“事后奖励”，你要先完成“0到1”的蜕变，你卷出来了，我对你进行事后奖励，但是“0到1”的过程是需要自己扛过去的。说实话，“0到1”这步风险非常高，这是中小企业创新困境，“0到1”问题实际上是比较难解决的。
《财经》：其实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比如杭州、深圳，也会去针对“0到1”类型的创业公司进行事前扶持，但可能有一个问题，动作比较稀碎。
沈涛：对，美国对中小企业有一个支持计划，我了解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从0到1，政府提供分阶段支持，这一阶段做出来了，后续我支持你，没有做出来就终止。这似乎比较符合科创的一个逻辑，但也不能说没有问题。首先它需要消耗很多政府的资源去做辨别，其次是需要人力物力去做整个的流程。而政府的主营业务和专长不是做风投，让政府的人员去做风投，实际上很难为他们，您观察到的动作零碎，很难成系统，可能是这个原因。
《财经》：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您觉得什么方式适合去发掘更多“0到1”阶段的突破式创新企业？
沈涛：我依然认为监管方对于上市的标准和节奏要重新考虑，就是解决一级市场投资出口问题。
《财经》：是应该更松吗？
沈涛：是更灵活、更务实，更紧跟时代的需求。像您提出的怎么去尽量扶持更多突破式创新企业？资本方说我看不到出口，不敢投，那监管方应该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解决出口的问题，包括并购的问题，以及出境上市我给你更多的便利。备案的时间我向你确定是3个月、6个月，不会无限期，如果备案不成功，我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理由。
政策监管的可预期性、稳定性是特别重要。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反面例子，他对关税政策的摇摆不确定，极大阻碍了美国经济发展，机构资本对美国经济越来越悲观。
另外，过去一段时间对于大型企业投非主营业务、投科创型企业可能不太鼓励，例如，之前有说法央企要聚焦主业，可能不鼓励他们做财务投资，也不鼓励民营资本无序扩张。当时出台这些政策有它的时代背景，但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有些政策我们可以再思考。例如，央企资金实力比较雄厚，它跟初创企业也可能产生很多协同效应，那是否可以允许央企进行财务投资？对于科技大厂是不是可以给它们更宽松的环境，支持它们去投一些企业？
《财经》：科技大厂们已经在大范围投资科技型初创企业，您觉得还要再做哪些动作，会让科创产业的整体效率再提升一些？
沈涛：如果科技大厂已经开始投资初创企业，那央国企，特别是央企对于初创企业的支持投资，也是未来可以改进的一个方向。
《财经》：为什么央企对科技型初创公司的投资这么重要？
《财经》：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伟大的创新不是被计划出来的。我理解这个计划需要一个主语，如果计划的主语是政府，那什么是政府该计划的？什么是不该计划的？
沈涛：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先回顾一个历史细节。20世纪初出生的人，这辈子见证了交通方面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汽车和飞机的普及，看到人类登上月球，但是这些人没有看到信息技术的诞生和发展，所以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对交通的想象非常多，但没有涉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假如五六十年代政府要规划创新方向， 它可能会将飞行汽车、可穿戴的飞行设备、太空旅行视为未来重点，不太可能会预料到信息技术，也就是说，预测创新的方向比较难。
不仅创新的方向，预测创新的主体也可能比较难。
有一篇文章提到，20世纪末问大家21世纪最伟大的企业是哪些？文章结论是IBM、戴尔、惠普、联想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当时做个人电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未来方向，但21世纪，至少从前20年看，阿里、腾讯、亚马逊、脸书这些企业的迅速崛起，这是大家在20世纪末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历史多次证明，创新的方向和主体其实很难预测，那么政府该计划什么？我觉得牵扯到国家安全重要民生的，如两弹一星、水稻等，必须由政府来计划，这是国家使命，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不涉及重要民生的，让市场方去自由计划，可能是很理想的状态。
另外，提到美国的创新，您可能第一个反应是这公司多半在硅谷，提到中国的创新，您可能会猜测这公司要么在北京，要么在杭州或深圳，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政府能够计划的可能就是创新的土壤。
政府如何计划创新土壤？几个点比较重要。第一是人才。各地政府对人才的吸引政策也很多，主要关系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第二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创新主体。如果一个地方有大量的科创企业，即使一半死掉，还有另外一半，而且那些企业虽然死掉，但创始人通常又会出来继续创业，这种新陈代谢很有活力，容易产生出创新；第三就是监管政策要灵活，还有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也很关键。政府对于企业是说我要管你，还是说我要服务你，这个区别挺大，一个服务型政府对于创新非常有帮助。
《财经》：是不是这三点都做好的话，政府为突破性创新企业准备的土壤肥力基本上是够用的？刚提到政府的态度，创业者们都希望面对的是服务型政府，但究竟是一个有为型政府，还是一个相对无为的政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您怎么看？
沈涛：政府应该有为还是无为，不同企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还是要看企业性质。有些企业希望政府给它更多资源，例如它的产品是面向政府或面向企业的，那可能需要政府帮助；如果这个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介入，那政府就让它安心发展。不管是有为和无为都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政府只要有服务型的态度和心理，我觉得有为和无为都可以。
《财经》：现在大家都在学习杭州，杭州某政府工作人员曾跟我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是大企业小政府”，这表达了一种姿态。
沈涛：对，这是个姿态问题。政府权力其实很大，它一点都不小，它说自己小就是心态问题，这个心态很重要，政府说我要管你和我服务你是不一样的。
政府如果说我要管你，那么至少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寻租问题。寻租问题就是有些事我批还是不批，我这犹豫，那你企业是不是要给我一些贿赂帮助完成这个事，他可能产生寻租的心理，从而滋生腐败。第二，免责问题。我做这个事目的首先想到的不是服务你，而是说干这个事会不会给我带来风险麻烦？这个事儿上面没说要干，但也没说不让干，那我就不干，因为干了我就有风险。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就是说，可能上面没说这个事儿不准干，那我就支持你先干，如果出了问题我来承担责任，企业自然会在那样的地方发展得更好。
《财经》：这其实对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财经》：您刚刚提到不能让政府工作人员去当专业的风投，我们也发现，哪怕是一级市场的资深投融资专家，其实对很多新技术也不太能看懂，这个问题是整个一级市场投早期技术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这个问题？
沈涛：这个问题特别好。一个国资出来，有很多个部门在盯着它，比如国资委、财政、经信局、发改委，还有纪检审计，所以多个部门盯着它，政府的钱还是很宝贵的，要保住这个国有资本不能减值，所以说国资天生有很多限制，确实不太敢投突破性创新。
有个提法叫“大胆资本”，就是鼓励国资要大胆去投早投小，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是国资主导，这是才是本质问题。为什么市场化资本没有那么多？是社会资本没有钱吗？也不见得。DeepSeek 出来之后想投它的社会资本太多了，根本就不是没有钱，大家有钱又不投，那还是刚才提到的问题，它的出口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所以说最后还是出口的问题。
《财经》：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是把政府资本作为一种引导性基金，去引导民间资本去往一个它看好的方向，大家去合力做好一件事情，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够真正的落地或者说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改变吗？
沈涛：这就又提到了政府的主业是什么。政府主业可能还是要聚焦民生，创投不该是政府的主业。政府做这种主导的投资可能有很多要求，比如说要求子基金要反投当地，对当地的税收产生一些作用。并且，政府五年又换周期，它可能难以做那么长远的布局，可能会希望迅速投资，迅速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希望它成为创投的主力，长远看可能还是很难度。
《财经》：政府也未必是越激进越好。
沈涛：好不好看对谁来说。（国资）容错率提升，对企业家来说自然是好事，但对于政府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政府要聚焦它的主业，解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包括把欠企业家钱还了，提升高中入学率，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把民生解决了，居民才有可能愿意去消费。
我觉得政府需要可能转变过来的想法是，它一直想变成像红杉一样的创投，这不是政府该干的事，政府要干创投干不了的事，就是民生问题。现在一个客观现实就是社会化资本确实比较少，但这不应该是常态，当然地方政府主导不了那么多事情，可能从中央的角度来说，需要做一些统筹规划。
《财经》：政府不能变成另外一个投资机构，民间资本活力的激发还是最重要最需要去做。
沈涛：非常重要。
《财经》：DeepSeek火了之后，很多新公司似乎一夜之间就跑出来了。整体来说，大家乐见其成，因为市场变得更有活力了，但我们认为也要警惕，一阵风吹上来的时往往也会带来很多乌合之众。从政府或者创投这块去甄别？
沈涛：首先，对创业明星的舆论追捧，我觉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这种正面典型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但对政府来说，可能不适合去造星或者追星。
美国的“滴血验癌”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是一位叫霍姆斯（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女性创业者，成立了一家叫Theranos的公司，她宣称一滴血能检测癌症。
2015年，霍姆斯被揭露造假，但是在14年，她的公司估值接近百亿美元，并且当时她是整个白宫的大红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她任命为全球创业大使，拜登当时是副总统，还亲自给她的新实验室揭幕，到后面发现整个的一个骗局，实际上对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政府不需要去刻意造星，还是要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好企业。
那对于创投圈怎么办？霍姆斯为什么成创业明星？是因为她当时获得了很多知名机构的投资，那些机构都身经百战，非常有经验，自认为看人很准。
《财经》：这些机构不仅投的是钱，也是为被投项目背书。
沈涛：对，创新就是极高风险的事情，创始人可能一开始也不是以诈骗为目的，但是弄到最后无法收场，也是有可能的。我相信投资人了解这些故事，也知道这些规律，所以还是让市场去甄别。
《财经》：还有一种情况，创新项目是真创新，但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跑出来。所以，除了大胆资本，还有个词叫耐心资本，您觉得政府主导的资金能否帮助这类企业走完从初创到上市，甚至成长为大型科技公司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吗？
沈涛：一个突破式创新即便有很强的技术，但该技术是否具备很大的商业价值，是高度不确定的。这时候政府的资金扮演角色是什么？就是当市场比较悲观，或者是市场社会化资本不是很多的时候，它先顶上，让这些企业先不要死掉，但不能说整个企业全生命周期只靠政府来做。还是那句话，政府的财政非常紧，它没有办法去支撑那么多的资本投入。
《财经》：在最关键的阶段，由政府雪中送炭。
沈涛：对，资本市场没那么火热的时候，雪中送炭非常重要，但不应该是一直送炭。
《财经》：您今天提了好多次，就是要交给市场。
沈涛：对，国家该做的事国家做，市场该做的事情市场做，更有效率。
责编 | 秦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