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前疾控主任费和平：美国全球卫生领导力减弱，各国面临机遇亦肩负责任

澎湃新闻记者 刘栋

1993年，32岁的费和平（Thomas R. Frieden）被任命在纽约阻止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耐多药结核病疫情。尽管日夜奋战，却没能取得成功，直到一位专家的一个问题，改变了这场防疫战和他的一生。

“去年纽约市确诊的3811名结核病患者，你治好了多少人？”结核病专家卡雷尔·斯蒂布洛（Karel Styblo）医生问他。

这个问题令费和平哑口无言，深感羞愧。斯蒂布洛进一步解释道，“结核病的防控其实很简单，只有一条规则，就是‘不作假’。辖区内的每一位患者，你都要对他们的结果负责。”这个问题彻底重塑了费和平的思考和工作方式。

这场疫情最终得到了控制。随后费和平被派驻印度，协助当地建立起有效的结核病诊断、治疗和监测体系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09年，他成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推进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消除，并监督疾控中心对H1N1流感、寨卡疫情等流行病的应对工作。他于2017年1月卸任。

2025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对国内卫生部门和国际健康援助均大幅裁减，并二度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美国卫生政策的重大转变，并对全球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前，美国麻疹疫情正在引发高度关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新报告称，截至4月3日，美国麻疹病例总数已经达到607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每周新增的病例数都超过百例。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美国此次麻疹疫情的源头尚不明确，绝大多数患者为儿童，已有两人死亡。

此外，持续了已有四年多的禽流感疫情也仍在美国蔓延。截至2025年3月，全美已有至少11个州68人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今年1月美国出现了首例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禽流感疫情对家禽产业也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尤其是鸡蛋和鸡肉供应链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美国，鸡蛋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

各类疫情的蔓延加之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与全球公卫局势都面临挑战。近日，澎湃新闻独家专访现任Resolve to Save Lives（RTSL）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费和平，探讨公卫健康福祉应对与未来方向。

费和平 受访者 供图

以下为专访全文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退出世卫组织（WHO），削减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多项国际援助预算，并暂停多项跨国卫生项目（如HIV/AIDS、疟疾防控），可能造成哪些破坏后果？您是否可以举一两个您最担心的方面或事项具体谈一下？

费和平：美国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资金支持，将逆转人类在结核病、艾滋病、疟疾以及麻疹、脊髓灰质炎等疫苗可预防疾病领域数十年的防控成果，可能导致全球数百万儿童死亡。

最迫在眉睫的威胁之一是耐药结核病的卷土重来。美国此前提供了近一半的国际结核病捐助资金，用于支持实验室设备、治疗药物的分发和必要的卫生工作者支持。据《美国削减结核病资金对全球的影响》显示，预计未来五年将新增220万与耐药结核病相关的死亡。耐药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将大幅提升防控工作的难度和成本。

疟疾的防治工作是另一重大隐忧。全球95%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非洲。美国是非洲疟疾防控的最大双边资助方。“总统疟疾倡议（The 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目前已为5300万人提供保护。一旦供应链中断，仅一年内就可能新增1500万疟疾病例和10万死亡病例。

脊髓灰质炎防控本可成为人类公共卫生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资金削减正使其成果岌岌可危。若工作停滞，十年内全球每年或将新增20万脊髓灰质炎病例，而每年覆盖4亿儿童的疫苗接种项目也将难以为继。疾病无国界，此时撤回资金支持将危及数十万生命。

澎湃新闻：若美国持续退出多边合作，是否可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如盖茨基金会、CEPI联盟）填补空白？您认为中国CDC等机构能承担更大领导角色吗？

费和平：一个运转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是无可替代的。任何私营机构或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完全填补这一空缺。尽管像盖茨基金会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这样的非国家机构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它们无法取代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提供的专业技术、资金支持和协调能力。

慈善组织虽能资助研究、支持疫苗研发、加强卫生系统建设，但当需要协调应对卫生威胁时，其合法性与影响力无法与政府和多边机构相提并论。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领导力减弱，使各国政府既面临机遇，亦肩负责任——需以一种将支持各国政府、提供合理且恰当的技术建议，以及给予资金和物资支持集于一体的方式，进一步加大投入。

费和平 受访者 供图

澎湃新闻：世界粮农组织近期警告，禽流感的威胁之高前所未有，美国国内禽流感疫情仍在蔓延，已导致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但联邦政府却削减了CDC的突发疫情响应资金。减少政府财政投入，是否会影响到突发疫情的应对？

费和平：病毒无需护照，传染病没有国界。传染病监测能力弱化会加剧疾病全球传播的风险。当前H5N1禽流感的暴发，恰恰凸显了全球传染病应对体系长期存在的准备不足及资金匮乏问题。

若缺乏强有力的监测与响应机制，病毒变异及人际传播的风险将不断攀升，其威胁不仅限于美国，更会波及全球。大幅削减公共卫生经费，将从根本上削弱我们应对重大传染病的能力——这意味着一线专业人员减少、流行病监测滞后、应对速度迟缓，而这些正是大流行暴发危机来临时，我们无法承受的致命短板。

各国政府必须将流行病防控置于战略优先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加大监测网络资金投入、强化培养专业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持续完善大流行应对预案。毕竟预防的成本远低于大流行暴发的代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0日，美国纽约市皇后区，一名街头摊贩在售卖鸡蛋。近期，由于禽流感疫情的暴发，鸡蛋价格大幅上涨。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正加剧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如H5N1从禽类向哺乳动物扩散）。2024年北半球登革热病例较十年前增长300%，疟疾向温带扩散。您认为全球卫生机构如何调整传染病防控框架以应对气候驱动的疾病地图重构？

费和平：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疾病传播格局。气温升高、生态系统的变化与极端天气，促使登革热、疟疾等人畜共患疾病和病媒传播疾病不断向新区域扩散，这对我们主动应对流行病的能力提出了迫切要求。首先，必须升级监测体系以实时追踪疾病的动态。气候预警系统、卫星数据集成和病原体基因组检测等技术，能够在流行病升级前实现精准预测和有效遏制。

其次，卫生系统必须具备气候韧性。初级医疗保健网络应具备对新增疾病负担的预判和管理能力，并与公共卫生部门深入协作，增加疫苗储备、优化病媒防控，及完善应对流行病的基础设施。同时，全球合作至关重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威胁。各国必须加强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领域的“同一健康”（One Health）协同治理，以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的发生。

澎湃新闻：世卫报告显示，耐药菌每年致千万人死亡，但药企因利润低拒绝研发新药。您是否支持“抗生素研发公共化”模式？您曾经大力倡导的“抗击耐药细菌倡议”曾依赖国际协作，如今科研合作受阻，会否加速抗生素耐药性危机的蔓延？

费和平：抗生素耐药性（AMR）是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导致每年数百万人因耐药菌感染死亡，若不立即采取行动，该危机将加速恶化。尽管国际协作可延缓耐药性扩散并挽救生命，但科研壁垒、监管碎片化及长期资金缺口正严重制约创新。

现实是抗生素市场机制已经失灵。传统盈利模式使制药企业缺乏研发新抗生素的动力，导致我们不得不面对无药可治的感染风险。英国试行的“订阅制”等公共部门介入模式，或许能够改变这一局面。该模式根据新抗生素的公共卫生价值而非销量来激励企业，既能推动急需的研发创新，又能确保救命药物的可及性。

全球协作能够加强对耐药菌的监测、优化抗生素管理并激励研发投资，但当下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在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演变为更大灾难之前，应采取拓展公共部门研发模式、简化监管流程及增加全球投入这三大关键举措。

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医院等耐药菌滋生与传播的高危场所的防控，优化现有药物的合理使用，并加速疫苗及新型抗生素的研发以应对微生物威胁。

澎湃新闻：若未来出现更为致命的病毒，您会向各国首脑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是什么？

费和平：我们需要一场以三大支柱为根基的系统性变革——振兴公共卫生体系、强化初级卫生保健、增强人口韧性。

首先，我们必须建立并落实早期预警机制。实时监测是流行病扩散前精准识别风险的关键，然而当前仍有许多地区对新兴的健康威胁缺乏警觉。监测系统必须实现协同化、实时化且具备可及性。数据之所以可以挽救生命，前提是各方及时共享信息并转化为行动。针对每次流行病暴发，每个国家的每个社区都应达到“7-1-7”应对标准，即7天内识别出可疑病例，1天内上报公共卫生部门，7天内落实所有核心防控措施。这套应对标准既能提升流行病的防备效率，又能为资源投入建立可追溯的责任体系。

其次，我们需要具备应对流行病暴发能力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一线医疗卫生工作者必须接受培训、配备必要物资，具备早期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同时，初级医疗保健系统亟须大幅提升人口的高血压控制率。当前全球高血压控制率过低，这将导致大量原本可预防的中风、心脏病发作病例，而这类人群恰恰是新型微生物感染的脆弱群体。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建设具有健康韧性的社区。需通过降低吸烟率、酗酒率、肥胖率和糖尿病发病率，降低PM2.5、铅、有害微塑料、纳米颗粒及内分泌干扰物等毒素对人体的侵害，来增强人口韧性。若放任不管，代价是生命消逝与经济崩溃的双重打击。国际社会必须立刻对流行病防控进行战略性投资，公共卫生安全容不得片刻拖延。

澎湃新闻：许多医学生因“公共卫生薪资低”转向生物科技公司。如何说服他们投身公益事业？能否分享您职业生涯中最具使命感的瞬间？

费和平：公共卫生事业充满挑战，常常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被低估，但其影响可以是深远的。每一项重大公共卫生成就，如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外伤害和致残风险的减少、妇幼健康的改善等等，都仰赖于立志投身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人们而实现。

对于那些还在犹豫是否投身公共卫生的医学生，我想说：若你志在救治个体，请成为一位良医；若你胸怀普惠万众之心，请考虑选择公共卫生事业。当你投身的工作可以预防疾病、挽救生命、构建更健康更公平的社会，可能一次就挽救数百万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职业成就感了。

1993年，我负责阻止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耐多药结核病疫情。尽管日夜奋战，却没能取得成功。直到结核病专家卡雷尔·斯蒂布洛医生问我的问题才彻底重塑了我的思考和工作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

正是这种对实际结果严格到毫不留情的问责理念，让我们最终成功中止了耐多药结核病的暴发；协助印度建立起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结核病防控体系；在纽约市和全美推行让数千万吸烟者成功戒烟的计划；如今通过建立并领导公共卫生组织Resolve to Save Lives，与3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改善3000多万高血压患者的诊疗，抗击高血压这一全球头号健康杀手。

公共卫生事业的未来道阻且长，取决于新生代能否迎难而上。为了守护社区安康，我们急需一批智慧而笃定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战胜主要致死病因，挽救更多生命。

本期编辑 邹姗